审来审去，专案组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而又毫无办法。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怀疑这是否还在梦里，面前站着的，是已四年没能见面的妻子儿女
岁月在慢慢地流逝，伍修权已度过了四年苦难的日子，一切都在不明不白中进行，最难过的，莫过于蒙受不白之冤。
1971年9月13日，飞机坠毁的一声巨响，使一个反革命集团粉碎了，这就是林彪叛逃的“九一三事件”。与外界隔绝的伍修权，并不知道事件的发生，只是在报纸上揣摩出一点疑问。
一个月后，专案组又来找他，这回不是关于他自己的，而是关于林彪的。伍修权对所问的问题，一一如实做了回答。而专案组的人以为他还有什么顾虑，便说：“你现在什么也不要顾虑了，林彪已成为大坏蛋了，有什么你只管说吧！”
惊奇之后，伍修权说：“林彪是不是个大坏蛋，我现在不了解情况不好说，我只知道摆事实，没有问题的就是没有问题，我不能随便说。”
这句话，再一次表现了他诚实、正直的品格。对使他遭到无情打击、蒙受不白之冤的人，他不是迫不及待地复仇，而是仍以博大的胸怀，实事求是地说话。
“九一三”事件以后，“犯人”们的待遇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伙食、卫生等逐渐地好转起来。林彪的垮台，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带来了初露的曙光。
1972年6月的一天，伍修权起得很早，他向看守人员借了个刮胡刀，在他们的监视下刮了刮胡子，他变得特别兴奋。上午，他被送到附近一个地方，在那里，站着一位妇女和几个孩子。
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怀疑这是否还在梦中，但他还是激动地走上前去，禁不住老泪纵横。面前站着的，是已四年没能见面的妻子儿女。四年，对于一个不完整的家庭来说，太长了。四年之内，他们不能互通音信，只是默默地互相牵挂着。这次相见，可以说是最大的恩典。伍修权感慨万千。
通过妻子徐和介绍，伍修权得知自己的儿女都因父亲的问题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但儿女因父母而遭不幸、受牵连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则是很平常的。
以后，伍修权又得到了几次与亲人见面的机会，妻子儿女的探望，给他物质和精神上都带来了一定的满足与安慰。孩子们了解到父亲在住“牛棚”期间患了糖尿病，就联名给周总理写信，要求及时治疗父亲的病。经过周总理的努力，1973年春，伍修权被送到阜外医院治疗，不过，他被监护的身份并未改变，看守仍然日夜“辛苦”，专案组的人也不断到医院继续审查、核实他的问题。
黑夜再长，也抵挡不住黎明的攻势，太阳出来以前，黑夜也正如打败的敌人，逐渐退去。1973年3月，专案组的负责人更换了。新来的几个人是工作认真、善于听取意见的人，这给伍修权带来了希望。同年7月，专案组到医院看望他，并给他看了审查初步结论。一些被歪曲的事实，都恢复了本来面目，一些污蔑之词也不见了，他的“罪状”只剩下了三条：在东北支持过彭真；为南斯拉夫说过话；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
一个词，往往决定了事物的性质。伍修权也因一个词的改变而受到了“优待”。
在对他的整个评语中，说他“推行了刘少奇、彭真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伍修权提出反对，说他仅仅是“执行”而不是推行，并没有独立地“推行”过什么路线，只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和决议做过一些工作而已。结果，一个词的改变，使伍修权由处于“敌我矛盾的焦点”上而变成了“犯错误的好人”。
专案组对他的态度也改善了，因为此时，他不再是“人民的敌人”，而是与他们处于平等关系了。专案组还鼓励他道：“你再忍耐一段时间吧，我们会建议将你解放出去。”
黎明前的黑暗，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林彪虽然垮台了，还有“四人帮”及其亲信在兴风作浪，变本加厉地继续迫害干部、群众。一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对复辟回潮”等运动兴起了。“四人帮”为了维护自己既得的利益，继续横行。
伍修权的问题也受到干扰，一时得不到落实，又被关进了见不到阳光的“牛棚”。在此期间，只能通过细读《人民日报》来了解一点外面的事，也排遣漫长的寂寞与孤独。
他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鼓舞。什么《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长篇小说，也一字不落地通读一遍，解除空虚。
身为共产党，坚贞为革命。
第6节
时时勤检讨，莫使染病根。
在“牛棚”中能写出这样的“明志诗”，真值得敬佩，也从中看出老一辈革命家永远积极向上，为自己的信念奋斗不休的高尚风格。
1974年8月，伍修权又被批准会见了一次家属，地点在铁狮子胡同的大帅府内。妻子悄悄地告诉他，已有不少老同志都被“解放”出来，叫他耐心等待，一般都会在一个节日里“解放”出一批。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还有什么，比失去自由之后又重新获得自由更令人幸福的呢？人们为自由而战，不惜失去生命，而没有失去自由的人，也许体会不到其意义。
黑暗终于被太阳驱散。伍修权终于结束了八年的“牛棚”生活！他的获释是毛主席直接干预和周总理努力的结果
黑暗终于被太阳摧毁了。
1974年9月29日，对于伍修权来说，是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他在敌人的子弹中幸存下来，在长征途中的草地上摆脱过死神的威胁，而这一切，在获得自由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他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却被关进了社会主义的“牛棚”，而最终没有永别新中国的人民，走出了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这难道不是最难忘的日子吗？
这天上午，卫戍区派人通知他，让他把自己的行李物品全部整理捆扎起来。伍修权明白了，他终于盼到了这一天。
八年“牛棚”生活，彻底结束了！
9月30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内灯火通明，国庆25周年招待会，正在这里举行。许多刚从“牛棚”中被“解放”出来的人应邀出席了招待会，其中包括刚获自由的伍修权。老同志们久违之后，再次相见，同病相怜，真是百感交集，其心情可以想象得到。
后来，伍修权了解到，自己以及其他同志的获释是毛泽东主席直接干预和周恩来总理努力工作的结果，敬爱的周总理，为他人在做默默的奉献。
10月1日的报纸上，公布了参加国庆招待会全体人员的名单，人员多达几千人，其中也有伍修权的名字。这是八年以来第一次不是作为“打倒”对象出现的，标志着他生活的新开始。
在1976年元旦后不久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伍修权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人大的选举中，又意外地成为全国人大常委，这是他在“牛棚”中做梦也想象不到的。
从1967年1月到1975年，整整八年的时间，而伍修权在外交部和中联部正好也工作过八年，他风趣地说：“我现在也是‘三八式’干部了！”同样是八年，而这第三个八年，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
十年动乱彻底结束之后，1980年，开始了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公开审判。这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因为他们导演的一幕幕丑剧，使中国一度沉沦。这动乱的十年，恰似一场内战，那些没有死在敌人屠刀下的革命者，却在“社会主义”红旗下，失去了自由、生命，这真是一场灾难。
伍修权被推选参与审判工作的领导，因为受审的主犯中有许多是军人，都很有资格，这就需要一个能够镇得住他们的人，主持一个专门的军事法庭来审理，而伍修权被认为在资历和威望上能承担这项任务。
伍修权仍然凭着自己一颗正直、诚实的心，以及出色的工作才能，为审判工作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他是一个动乱的受害者，一个历史时代的目击者，他历尽艰难，饱受坎坷，尝尽了受迫害的滋味。
这第三个“八年”永远留在人们心目中，作为历史的见证。
第四章 陈再道盼来平反的曙光
第1节
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上，陈再道等人被指定在第一排站着，不准坐下。会议刚开始，谢富治就抢先发言，称“七二○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暴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接着，吴法宪在叶群指使下，声称“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陈再道成为第一批授上将军衔的将军之一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像一股来势凶猛的狂潮，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横流，几亿人被一种革命的狂热所左右，东批西斗。1967年元旦刚过，上海便发生了“一月风暴”，并导致全国性“造反夺权”的新高潮。随之林彪、江青等人暗中指挥的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如地下奔涌的岩浆，能量越积越大。2月，在北京怀仁堂内，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李富春等为一方，以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为另一方，围绕“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面对面斗争。但这次抗争被诬为“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党、政、军相当大的一部分权力落入林彪、江青一伙手里，但这仍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为了在混乱中夺取更大的权力，他们一方面煽动“打倒一切”，采用阴谋手段迫害老干部，另一方面插手挑起群众中的对立情绪，造成“全面内战”。武汉“七二○事件”便是在这种背景下爆发的。事件的核心人物、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也因此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
陈再道是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程家冲人，1909年1月24日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3岁那年，父亲程源瀛因痨病去世，不久，姐姐和母亲也离开人世，陈再道因此从小体验到了穷苦人家的苦难。在17岁的时候，他独身一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配合北伐军作战。由于报名时“程”误写为“陈”，就改叫陈再道。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湖北黄安、麻城起义。不久起义失败，在敌人的白色恐怖面前，有的人退却了，有的人投降了，但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的陈再道却更坚决了，也更成熟了。1928年，他在江子英等人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的陈再道愈加坚定了为革命为党奋斗一生的信念。稍后，他先后任红一军第一师排长、连长、营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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