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当时领导人张国焘不顾徐向前等人的反对，提出“不能停止进攻”的方针。此时陈再道任11师32团3营营长，在进攻陡坡山的战斗中，该营担任突击任务。陈再道身先士卒，率全营战士突破阵地。这时，一颗子弹从陈再道的右臂上部打进去，又由后背颈下穿了出来，子弹差几厘米就打中了咽喉，但碰到了颈动脉，鲜血马上流了出来，陈再道知道挂彩了，但他觉得离死神还远着呢，不顾战友的阻挡，继续指挥冲杀。战斗结束后，给陈再道看病的医生一边给他包扎，一边笑着说：“你这个人真算命大，如果这一枪再往前一点，恐怕你吃饭就不香了。”陈再道却回答：“革命还没胜利，哪能轻易就‘光荣’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再道由原来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长改任129师386旅副旅长。1937年10月下旬，386旅在刘伯承师长的指挥下，在山西平定七亘村设伏，将日军辎重部队大部消灭。日军第20师团占领娘子关后，向平定进犯。刘伯承判断敌人认为我军早已撤离，于是令386旅再次设伏，我军以伤亡4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400余人，缴骡马4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在同一地点两次伏击成功，成为当时的一段佳话。12月，陈再道任“东进纵队”司令员，开赴冀南创立抗日根据地，以后又任冀南军区司令员。
1942年，日伪军对冀南地区进行多次铁壁合围，反复“清剿”。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等人在一次突围时，腿被打断，被关在大营据点。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知道后，指示陈再道等人一定要把刘志坚抢救出来。陈再道命令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组织抢救。据可靠情报，刘志坚的身份没有暴露，要将刘押送到枣强去。易良品于是让红军第20团的团长楚大明埋伏在大营、恩察之间的南宫庄附近公路两侧。10月20日，敌人押送刘志坚从据点出发，日军30多人，伪军几十个人。在进入埋伏后，我军首先将日伪军隔开，6连攻击日军，4连抢救刘志坚。由于伪军与我们有关系，不愿替日本人卖命，只是朝天鸣枪，刘志坚被顺利抢救出来。这次伏击在冀南广为流传，日本人说八路军神出鬼没，伪军说八路军会轻功，人民群众也把八路军看做是英雄好汉。
解放战争时期，陈再道任晋冀鲁豫第二纵队司令员，参加定陶战役、挺进大别山战役和淮海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河南军区司令员，被授予上将军衔，后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七二○事件”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
林彪、江青一伙的黑手纷纷伸向武汉，目的只有一个——搞乱武汉，乱中夺权。陈再道所在的武汉终于爆发两派群众的大规模武斗
1967年2月，武汉市和北京南下的部分军内外造反派强行占据了设在汉口的《长江日报》社红旗大楼。8日，造反派在《长江日报》发表《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提出“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一系列充满极“左”思想的口号。9日，他们又发表社论，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接管《长江日报》社，给人造成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此后，造反派组织乱冲乱杀，整个武汉陷入混乱之中。2月21日，造反派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引起武汉军民强烈不满。武汉军区遂于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到红旗大楼，是为维持正常秩序，防止发生械斗，绝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某些军内造反派在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军区，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时，陈再道和钟汉华均在北京，军区经过慎重修改并报全军“文革小组”后发表这个声明。
回到武汉的陈再道积极贯彻会议精神，3月17日，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军委八条命令”把“工人总部”的头头朱鸿霞、胡厚民和少数骨干分子扣押。3月21日，军区又发表《通知》，宣布解散工人总部及所属组织。武汉的社会秩序和生产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第2节
武汉的稳定使林彪、江青一伙乱中夺权的计划难以实施。于是，林彪、江青联合起来大造舆论。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首都红卫兵”驻《人民日报》监督组成员根据武汉造反派和北航“红旗”赴武汉人员提供的材料写成《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批判和警告武汉、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4月6日，林彪、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炮制“军委十条命令”，同“军委八条命令”相对抗。武汉地区的稳定局面出现反复，造反派公开贴出大字报向军区“宣战”，声称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和“三月逆流”，要揪出陈再道这个“武老谭”（武汉地区谭震林式人物）。4月16日，江青在接见军内外造反派时谈到：“成都、武汉，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陈再道和钟汉华决定向中央汇报一下武汉的情况，以消除某些人的误解。4月19日，汇报在钓鱼台举行，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了这次汇报会。江青问武汉是否有5万人绝食，陈再道给她否定答复。江青当面表示自己听信一面之词，有的话讲得不好。接着，江青意味深长地说：“武汉的国民党渣滓最多，撤退时有一两个师留在武汉，散在各个工厂里，情况复杂。”经周恩来提议，江青答应由戚本禹在21日接见武汉造反派。汇报会似乎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结束了。
第二天下午，江青派人送来一份《文革快报》，上面刊载了反映武汉军区传达“中央文革小组”19日会议的有关指示。江青在“情况反映”上批示：“陈再道、钟汉华：这是怎么回事？以势压人！我们不理解。阅后退江青处。”突然的变卦使陈再道和钟汉华摸不着头脑。事后查明，钟汉华19日向军区党委常委传达了会议精神，并作了“绝对不能再往下传”的规定。记者是从一位列席常委会负责“支左”工作的人吹的风中获悉，认为是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去压造反派。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陈再道怎么解释也不会有用。很快，有人取走了19日会议记录，21日的接见被取消，两人被“驱逐”出北京，甚至连参加庆祝“五一”节活动都被禁止。
武汉正处于两派群众的对立中，街头贴满了“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等标语口号，造反派不仅挑起事端，制造武斗事件，甚至绑架钟汉华。与此同时，与造反派组织对立的群众组织主张保武汉军区，保陈再道，5月16日，成立了“百万雄师”联络站。于是，“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不断升级，军区的“支左”也难以进行。
在北京的林彪、江青一伙则遥控指挥，积极活动。林彪多次向吴法宪交代：“要把军队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吴法宪则多次打电话给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要他们独立思考，不要听大军区的，不要跟武汉军区跑。江青派出的北京各院校造反派，在武汉放风“武汉的谭震林，中央是饶不了他的”。5月初，戚本禹的秘书在接见武汉地区造反派的一头目时，说“武汉问题主要是同军内一小撮的斗争”，“这是一场更加复杂尖锐的斗争”，“需要把全国的老造反派统一起来”，“武汉的谭震林是陈再道、孔庆德、韩东山，后台是徐向前”。“中央5月16日要发文件点军内问题，这是支持你们的，你们要借东风，要激化矛盾。口号要明确，一是要打倒陈再道，二是不要把张体学与王任重分开来提，三是要为‘工总’翻案”。
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谢富治、王力来武汉，名为解决问题，实为挑起更大事端
6月4日，武汉军区发表《公告》，肯定“支左”方向是正确的，重申不得为“工总”翻案，并希望各群众组织能实现大联合。但没有消除两派对立。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化大革命”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了一道经康生授意拟定的电报：“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请武汉军区和各派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把武斗的责任归罪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
在武汉军区“支左”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后，武斗已经停止了。赴京汇报的各派群众组织代表也确立了。7月，周恩来打电话给陈再道，说主席要到长江游泳，要武汉做好准备。直到7月14日，陈再道接到武空刘丰电话，说总理已到武汉，要他去武空。原来，周恩来到武汉是为毛泽东打前站的。周恩来的专机是吴法宪安排的，却没有通知陈再道，而只透露给武空的刘丰。这一切，陈再道都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当天晚上，毛泽东到达武汉，住在东湖宾馆的梅岭一号，周恩来住在百花一号。陈再道、钟汉华为保证毛泽东、周恩来的安全也搬到了东湖宾馆乙所。这时，谢富治和王力带着北航“红旗”的四个造反派也由成都赶到武汉，他们不顾周恩来关于中央代表团暂时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在刘丰的陪同下去街上看大字报，公开了他们的身份。这无疑给武汉的造反派打了一剂强心针。9月15日，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
7月15日和7月16日的上午，毛泽东召集周恩来、谢富治、王力、李作鹏、杨成武等人开会，听取有关云南、贵州、四川、武汉各地问题的汇报，讨论解决武汉问题。毛泽东最后指示：要给“工人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是会拥护陈再道的。并让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好武汉军区工作。
第3节
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集了武汉军区领导及“支左”负责同志，在百花一号开会，谢富治和王力参加了汇报会。会上，谢富治、王力以“中央代表团”的身份盛气凌人，攻击武汉军区“支保吃左”，大方向错了。陈再道等人针锋相对。7月18日下午，汇报会结束。周恩来作总结讲话，建议陈再道、钟汉华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这恰恰是陈再道等人接受不了的。周恩来从大局出发，希望通过一定的让步来解决武汉问题，并多次做了陈再道等人的工作，反复说明“作检讨，不是要打倒你们，而是要保你们”，并讲主席说过“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7月18日晚，周恩来带领陈再道和钟汉华来到梅岭一号。当毛泽东了解到陈再道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时，毛泽东笑着解释说：“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都是方向路线错误。要做好工作，慢慢来，不要着急，首先把部队的工作做好，把‘百万雄师’的工作做好。”对于陈再道、钟汉华，毛泽东说：“我要他们做工作，做工作做到不仅打不倒你们，而且要做到拥护你们为止。”同时，要谢富治、王力设立一个接待站，做好来访群众组织的思想工作。当夜，周恩来离开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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