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廖承志还多次为妖男妖女们画了不少丑相，一次又一次地审判他们，将他们烧成灰。
1976年，正是“四人帮”猖獗一时的最高峰，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有一天，他把儿女们召到跟前，信手画了一个油头粉面的王洪文，添了一个贼眉鼠眼的张春桥，加上了一个凶横龇牙的江青，三人在密室中策划。而于会泳、浩亮则在门外望风，败类丑态尽现纸上。
他点着江青的脑袋坚定地说：“不会太久了，他们坏事做得太多，要不了多久就会垮台的，一定会垮台的！”
如斯预言，时隔不到几个月，一声春雷，扫妖魔乾坤清澄。
廖公全家，该是戴红花的时候了……
第三章 伍修权的“三八”传奇
第1节
伍修权是一个不幸而又有些许幸运的人。不幸的是，他没能躲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棍棒，在政治的大劫难中无力摆脱厄运，遭受到了无情而漫长的打击；而他到底没有在漩涡中彻底地沉下去，没有在风霜雪雨中倒下，最后终于等到了曙光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又是幸运的。
伍修权作为特派代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在会场上，他义正词严，直斥美帝
人生八年有几何？岁月蹉跎风浪多；
奋斗一生如一日，晚晴高唱晚节歌。
这也许算不上什么上乘的诗作，既没有“大江东去”的粗犷豪迈，更无“晓风残月”的意境。然而，它却是用沧桑岁月的笔写成，是一首用以明志的诗，是饱尝了人世的风霜，不堪回首，却并不消沉的独白。
八年，对于一帆风顺的人来说，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对这首诗的作者——伍修权来说，却是一生中横亘着的最难忘的一段，如同清早起来，仍忘不掉昨夜的噩梦。
而事实上，又有谁能在政治运动频繁的中国过上长时间风平浪静的日子呢？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一旦在政治激流中躲不开强大力量的撞击，他便会失去平衡，跌到低谷里去。
从1966年到1976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是阴谋家、野心家的天下。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特权以及对群众的煽动，向每一个威胁到他们地位的人高高扬起了鞭子。十年浩劫，一场噩梦，能够从梦中摆脱出来，重见光明的人，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伍修权是一个不幸而又有些许幸运的人。不幸的是，他没能躲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棍棒，在政治的大劫难中无力摆脱厄运，遭受到了无情而漫长的打击；而他到底没有在漩涡中彻底地沉下去，没有在风霜雪雨中倒下，最后终于等到了曙光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又是幸运的。
1908年，清王朝内连续发生了两件大事：光绪帝“驾崩”和慈禧太后“归天”。就是这一年，在湖北武昌的一个小职员家庭里，伍修权出生了。辛亥革命的炮火，轰塌了清政府的统治，也给伍家带来了不幸，父亲和祖父的失业，使家庭衰败了。
经历了一番困苦生活以后，12岁的伍修权到了武昌高等师范附属的“单级学校”接受免费教育。该校停办以后，他被推荐至高师附小，在那里，遇到了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在陈潭秋的直接引导、帮助下，伍修权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
1925年秋，在高师附中读二年级的伍修权作为进步青年的代表被推荐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因国内形势需要，又转至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在这一时期内，他和同志们一道，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的熏陶，逐渐坚定了革命志向，并加入联共成为候补党员。
1931年5月，伍修权回国，开始在国内进行革命工作。同年7月，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为了培养军事人才，中共中央开办了红军学校。伍修权在这里先后担任连指导员、营教导员和团政治委员，后又担任模范团政治委员、三师政治委员、汀州连城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33年10月，伍修权被指派作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李德，这个具有权威而又不了解中国实情的人曾一度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极大的影响。作为他的翻译，是很不好受的。后来，伍修权写回忆录时说：“那是一个难堪的任务。”
不久，他又担任了红三军团副参谋长，陕甘支队作战科科长，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参谋长，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期间，他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秘书长，八路军甘肃办事处处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伍修权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东北军区参谋长兼军工部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两个月后，伍修权作为东北军区参谋长，受命执行了一项特别的任务，负责第一次访苏的毛泽东在东北境界的警戒工作。不久，《人民日报》上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正式任命，伍修权便担任了外交部的苏联东欧司司长。
1950年1月，伍修权随周总理率领的访苏代表团出使莫斯科。
1951年1月，伍修权又被任命为外交部副部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他又作为特派代表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在会场上，他义正词严，直斥美帝，正如郭沫若所说：“我们的特派代表在成功湖……把美国和他的仆从国的外交阵线打得落花流水了。”
1955年1月，中国与南斯拉夫两国正式建交。3月1日，伍修权被任命为中国首任驻南斯拉夫特命全权大使，正式开始了外交活动，为中南两国关系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中南关系恶化，1958年5月被调回国内。
第2节
根据自己调查研究得出的结论，伍修权认为被当做“修正主义”来批判的南斯拉夫党总的看来还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而这与当时中共的看法是相违背的，因而他遭到了党内批评。此时，王稼祥（对外联络部部长）建议伍修权到中联部工作，得到中央批准。于是伍修权开始了继外交部八年后的第二个八年：中联部八年。
十年浩劫，给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带来了厄运，开始了他的第三个八年——“牛棚”八年。回想起噩梦中的情景，人们往往会不寒而栗，而一旦噩梦是真实存在的，就值得回忆。回忆是为了不能忘却，以诫后世。
中联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伍修权。这张大字报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使他成了“跳出来的敌人”
1966年8月18日，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容光焕发，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俯视自己的“孩子们”。城楼下，是红卫兵的海洋，成千上万的革命小将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山呼“万岁”。这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开始以后，一些红卫兵向毛主席和林彪以及陈伯达、康生等“文化大革命”的头面人物一一献上了红袖标，热闹气氛令人惊叹。
此时，检阅者中间休息，有两个人正被冷落在一旁，他们在交谈。这两个人，一个是刘少奇，另一个就是伍修权。
刘少奇：“我把北大聂元梓的报告反复地看了多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
伍修权：“我还没有认真地看，我回去再找来好好读它几遍，看看到底有什么意义。”
他们并非在有预谋地商量什么，当时，伍修权看到刘少奇被冷落在一旁。便过去与他聊聊。伍修权是一个善良而正直的人，也许正是这种美好的品格在并不美好的年代里给他带来了不幸。
“文化大革命”之初，伍修权一直忙于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并未过分注意运动的发展。他以为“文化大革命”无非是文化界的事，与自己工作的关系并不是很大。而且，他多年来从事国际上“反修”斗争，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被认为犯了“错误”，从主要领导岗位上被拉下来，而林彪、康生等人却成为风云人物的现实，使伍修权很不理解。毛主席一张《炮打司令部》，使伍修权意识到：这场运动非同寻常。
但是，他仍然没有想到，厄运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是祸躲不过”，这句谚语是中国人发明的，自然有其道理，尤其在中国，如果你被卷入一场斗争中，就别想安安稳稳地生活。“文化大革命”的触角是无所不至的，既然最高领导人下定决心，就不是一个两个人能够抵制得了的。“文化大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令人始料未及。
中联部并没有神灵的庇护，它也会不例外地成为“革命”的目标。此时，康生已将自己的得意门生王力从部里调到了“中央文革小组”，中联部内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作为领导运动的权力机构。王力和康生等人的插手，使中联部受到了“优惠”，一场严峻的斗争在部里渐渐拉开帷幕。
“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伍修权等中联部里的领导人徒有其名，不但不能支配部里的工作，连自身的命运也遭到威胁了。
分管为外国党培训干部教学工作的副部长许立，是最早成为“斗争对象”的。他已60多岁，还有高血压，而这丝毫不能引起造反派的同情，仍然狠批狠斗。这引起了伍修权的不满，他说：“《十六条》中不是说了吗，‘要文斗，不要武斗’。许立同志已60多岁了，再过30年，你们也60岁了，如果那时你们也遭到同样的情况，就会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无意中“引火烧身”。伍修权的这句话成了把柄，被造反派说成“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反对阶级斗争观念，压制了造反派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精神”，伍修权终于也成为被批判的“靶子”。
部里开始贴出攻击伍修权的大字报了，内容都是工作中的问题。
“他在外事活动中，和外国人谈话没有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大讲自己的经历。”
“他同苏联修正主义分子接触时，大讲友好多，坚持斗争少。”
诸如此类的话，是人们费尽心机搜罗出来的。抓住一句平常的话，然后上纲上线，甚至无中生有，都是当时“斗争”的手段。对于这些，伍修权并不十分在意，他相信“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自认为没有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也就不怕人们对自己的揭发批判。
倘若真的如那句俗语所说，那么造反派们也显得太无能了。既然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你，你就会像上了“黑名单”的暗杀对象一样，无法逃避追击。
首先是做检讨。诚实、正直而又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伍修权又充分体现出他的品格来。他决心用毛泽东思想来对照检查自己，诚心诚意地按照群众的要求去做。1967年1月12日，他在部里的群众大会上做了第一次检讨：
“我自‘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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