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我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来迎接这场伟大的运动，迎接这场对全体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大审查、大批判、大改造的伟大运动，所以运动以来我的思想总是落后于形势，迟迟跟不上来。
“我借用‘半夜不怕鬼敲门’这句俗话，等于把群众比成了‘鬼’，这是对革命群众的侮辱。”
其检查之诚心，到了一定程度。而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造反派根本不满足于这一点点检讨。于是，他尽力给自己扣上大帽子，自己“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错误”，“违背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特别是违背了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精神”。
在战场上，忍让退缩会引起敌人更猖狂的进攻。伍修权的“触及灵魂”的检讨越是深刻、真诚，越是过不了关。一次又一次的大会，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接踵而来。他郑重其事的检查乃至必要的解释，都成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他仍然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
“他在攻击革命造反派，支持保皇派。”
“他明目张胆地抗拒康生指示，掀起反康生的逆流。”
一些五花八门的批判词如炮弹般横飞。
面对这一切现实，伍修权再也不能稀里糊涂地“任人宰割”了，他开始自我思索，慢慢寻找问题的根源。他暗问自己：“什么原因，使他们揪住我不放？”
渐渐地，他终于察觉，问题还是出在康生、王力那里，也正是他们一伙人，导演了中联部一幕幕怪剧。
伍修权是一个不会溜须拍马的人。他一直对康生有些看法，和许多同志一样，感到此人是埋在毛泽东身边的一颗定时炸弹，还根据康生善于投机取巧的特点，给他取了个外号——“智叟”（《愚公移山》中的人物）。最初，康生之流想拉拢他，但伍修权并没按照他们的意图办事，甚至于唱反调，而且对康生本人也不太恭敬。这一切，康生当然心中有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于是，伍修权便被他看做在中联部施展阴谋的绊脚石，从而遭到非难，怎么检查也过不了关。
在劫难逃，一切都刚刚开始。在康生的唆使下，造反派揪住伍修权不放，甚至当他在用《毛主席语录》为自己辩护时，也遭到攻击：“伍修权念毛主席语录是一种亵渎和侮辱！”
动乱在升级，中国在混乱中挣扎。
造反派们得寸进尺，对伍修权越来越不客气，不断围攻，逼迫他承认一些根本子虚乌有的“罪行”。在批斗会上，他们连推带撞，手指戳到他的脸上，叫骂不绝。“黑牌子”、“高帽子”戴上了，他的人格遭到了污辱。
人格？！造反派们连人的生命都不顾，根本不管什么人格。“人道主义”也荡然无存。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休息，伍修权高烧39.8℃，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几日以后，病情稍减，就继续接受批斗和交代“罪行”。
一切都乱了！一向风平浪静的中联部终于没能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而同全国各地一样，彻底陷入了混乱。
1967年4月6日，中联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伍修权。原来他又是从个人的美好愿望出发，希望很快解决部里的派性对立，制止事态的发展。这张大字报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反响，成了有名的“四六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使他自己成了“跳出来的敌人”。因为其中的语言完全不合康生、王力等人的口味。4月28日深夜12时，康生对中联部造反组织下达了“重要指示”：“希望你们同中联部伍修权划清界限，他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继续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
当天下半夜，伍修权从梦中惊醒，被“造反总部”的人马从床上拖下，反扭着双手拉到了会场批斗。这突然降临的灾难，使他终于明白：自己的问题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康生、王力已公开将魔手伸到自己头上来了，从此，他便成了“专政对象”了。
在造反派的“命令”下，伍修权被迫停止工作，并被剥夺一切权力，进行审查和接受批斗。于是，曾为革命事业勤勤恳恳工作几十年，并为中国外交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伍修权一下子被打倒了。
“打倒黑帮分子伍修权！”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伍修权！”
此时，中联部的院内外，墙上墙下，贴满了巨大的标语。
伍修权面对这突来的一切，感到似乎有更严重的事实在等待着他，显然面前的一切已足以将一个意志薄弱的人击垮。这时，他想到了一个人——周恩来总理！
伟大的周恩来总理曾用他崇高的威望和丰实的羽翼保护了许多遭到不幸的同志。伍修权面对着周总理的照片，觉得他的微笑是那么可亲，这微笑是否能给自己以希望？他又想到，每天不知有多少电话打给总理，而且周总理也正处于艰难之中，威望毕竟不是权势。
第4节
伍修权还是走向了红机子电话，打到总理办公室，报告了他的情况，希望他们能派人到中联部处理一下这个严重的事件。
结果，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反而引起了造反头头们的注意。他被迫带着全家，搬到一个很狭窄而且没有电话机的房子。
接着，林彪和叶群也插手了。林彪和伍修权当年一起在东北时便格格不入，此时，正是林彪报复、彻底打倒伍修权的好机会。伍修权问题同彭真连在一起了，又有一些舆论接踵而至：
“伍修权这个人很坏，阴险得很，一般人看不出来。”
“他支持彭真，每次开会他都骂娘……骂的是林总。”
“东北所有的坏事，都有他的份。”
在他们的直接的迫害和诬蔑中，伍修权终于真正遭受了大难，尝够了受打击陷害之苦。
4月8日深夜，康生亲自拟写了打倒伍修权的几条标语，发动了全面攻击。斗争中体现出了中国人罕见的效率，当夜，大街上便出现了打倒伍修权的巨幅标语。接着，北京大专院校“红太阳”和“人大三红”等造反组织成立了一个“专揪伍修权”的兵团，其规模可以想见。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和“社会斗批改联络站”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专门出版了题为《伍修权罪行录》的小册子，列举了他的“滔天罪行”：
伍为李德作过翻译，后来得到彭德怀的重用，被提拔为三军团副参谋长，他早就反对毛主席了。
他把学习毛著当做茶余饭后的消遣，认为只有吃饱了肚子才可以学习毛泽东思想，这真是修正主义混蛋逻辑。
他驻南斯拉夫期间，里通外国，大搞阴谋。
面对这些措辞“激烈”的话和“充足”的证据，伍修权真是哭笑不得，可又毫无办法。人们的“智慧”一旦发挥出来，常常使人深信不疑，而当事人是有口难辩。
在造反派的“辛苦”中，伍修权的批斗审问问题逐渐“走向社会”，以达到更强烈的效果。这类批斗分为大、中、小三种形式，最大规模的有两次，一次是在体育馆内，一次是在人民大学操场上。在身体不好、烈日炎炎的情况下，伍修权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他被迫接受无中生有的“罪状”，被迫在年轻的小将的叫骂中低下头，他失去了一名老干部的尊严，失去了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失去了最可宝贵的自由！
深夜，伍修权躺在床上睡不着觉，他在努力回忆自己走过的路。十几岁便参加革命，在腥风血雨中为党、为国家、为人民默默工作着。他还记得第一次中弹受伤的情景，记得躲在苏联人的大车上偷偷回到祖国。解放以后，中外奔波，为党和人民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记得1965年，有一次毛主席指着他对外宾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他是没有反对过我的一个。”他自以为对毛主席是忠心无二，毛主席也是信任他的，而他还是被戴上“一贯反对毛主席，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一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帽子，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
何日才是尽头？难道会永远混乱下去吗？他差点崩溃了。
大概是造反派看出了伍修权的情绪不对劲，就把他关到了南小楼的一个房间里，进行“机关隔离”，这是“牛棚”生活的第二阶段了。造反派不但“细心”，而且很“辛苦”，他们轮流看守，昼夜不断人，俨然一副看守“全国通缉要犯”的样子。
如果认为这些“阶级敌人”就此而终日苦坐消磨时间，那可就错了。充满“阶级仇恨”的造反派不会让他们闲待着，而是让他们“运动运动”，清扫大字报、掏公共厕所成了伍修权的“职业”。造反派们说：“你们这些老家伙从来不劳动，这回让你尝尝滋味。”
他确实尝到了劳动的“艰辛”，清扫一批又一批的大字报，冲洗着时常堵塞的厕所，冬天劈柴火，还做一些诸如收拣乱砖头、平整土地等毫无意义却能使人劳累的活。
1968年5月3日，中联部新盖的22号楼前，一辆吉普车突然而至。车上下来三个人，一个是造反派头头，另两个是军人。他们径直来到伍修权面前（此时伍已调到此处）说：“奉中央决定，将由北京卫戍区对你实行监护。”然后两个军人绑架似的将他押上了车。
吉普车开到北京卫戍区在通县的一处军营，从此，伍修权开始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漫长的被“监护”的生活。
原来，这又是康生的直接指示，他曾宣扬：原中联部的领导人都是坏人，坏人和叛徒比较长久地篡夺了中联部，部里叛徒特务很多，部长、副部长也垮了。他还特意说，把伍修权关起来。
在被“监护”的过程中，伍修权再一次忍受着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的空气之苦，而阳光和空气，对于一个失去自由的人来说，是多么地可贵！在这里，没有可以打开的窗户，唯一可开启的房门整天关着，只有每隔一段时间的放风，才可以让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第5节
夏天到了，当地蚊子也加入了“造反”的行列，肆无忌惮，成群结队地侵袭这里的“犯人”。管理人员开始给了一顶蚊帐，没过多久又收走了，可能是蚊帐挡住了看守者的视线，不便监视。
冬天到了，房子里没有暖气，只给安了个炉子，却又不给煤球，只有一些煤末子。
每一种生活，都有其优缺点，这里也是如此。在外面时，三天两头，不是批斗，就是围攻，没完没了地逼供，还要参加各种劳动，使人难以忍受。而在这里，相对安静多了，只有专案组来找他，其他的人却不再插手了。
但是，这唯一的专案组就不是好应付的。这个专案组由三个人组成，分别是陆、海、空三军的干部。负责人是陆军干部，是一个级别不低、爱享受、摆派头的人，他不但主观，而且极蛮横，每次审查都和伍修权来一通辩论。在伍修权实事求是、有条不紊的回答中，他常常很恼火，训斥道：“你知道你的身份吗？你现在根本不是在接受审问，而是在摆老资格教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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