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厄运又一次向他袭来。1951年底，李立三又被批判了，说他在工会工作中犯了“路线错误”。陈伯达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在全国总工会党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批判李立三“是代表落后工人的，是代表消费、分配、购买力的，这些都是极右的”，在工会工作中犯了“工团主义”错误，“经验主义”错误……这样，李立三离开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岗位。1954年9月又被免去劳动部长职务。后来李立三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此部取消后，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在这期间，他仍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计较职位高低、工作大小，只要中央给工作，他仍然像“坦克车”那样，向前奋进。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么长期地给一名优秀的共产党人以极其不公平的批判，不仅是李立三本人一生的不幸，也是党的不幸，给党的威信造成了损害。李立三在临终前对党组织只有一点要求，那就是还他历史的清白。
第二章 “乐天派”廖承志
第1节
他在附给女儿的信中这样写道：“第一幅画是爸爸在长征时的大致景象，千万不要忘记革命是千辛万苦、无数牺牲才得到的胜利。你爸爸要说诉苦忆甜，自问五谷不分，惭汗无地。但吃苦也在长征时尝过。你们是在一帆风顺，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里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了！”
长征途中，廖承志因不同意张国焘“左”倾错误，被张国焘当做反革命，开除了党籍，戴着手铐随队伍行军
廖承志祖籍广东省惠阳县，1908年9月25日出生于日本东京。
由于自幼受益于孙中山先生、宋庆龄女士和他的父母廖仲恺先生、何香凝女士的教育熏陶，廖承志在岭南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在革命实践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同年8月20日，其父廖仲恺被国民党右派暗杀。不久，他东渡日本，到东京早稻田大学第一高等学院留学。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廖承志脱离了国民党。这不但丝毫没有动摇他的革命信念，没有使他停止斗争，相反，他于1928年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尔后，党派他到德国汉堡中国海员工会工作，并转入德国共产党，他领导中国海员罢工并取得胜利。他到过荷兰、比利时等地考察国际革命运动，领导中国海员运动。
在德国、荷兰均曾被捕，并遭“驱逐出境”，其中在汉堡入狱半年。
1930年他被国际海员工会派往莫斯科，参加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蒋经国、陈复（陈树人之子）并称为中山大学的三公子。
1932年回国后，廖承志加入了红军，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在长征途中，他因不同意张国焘“左”倾错误，被张国焘当做反革命，开除了党籍。他被第四方面军的保卫部门押着，戴着手铐随队伍行军。
在这样的待遇下，他过了三次雪山、草地，直到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经周恩来营救方才获释。
1937年冬，党中央派他去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组织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1942年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6年经中共营救出狱。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团中央副书记、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院长，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外交部顾问、党组第二副书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华侨大学校长，北京外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会长，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名誉主席，纪念宋庆龄名誉主席基金会顾问等职。
他一生的革命征途是十分艰险的。他曾对夏衍说：“我没有算过命，但命中注定要遭牢狱之灾。”这是事实，他一生共坐过“七次半”监牢。
他用讲故事那样轻松的口气说：“我坐过‘七次半’监牢，解放前七次，‘文化大革命’中与世隔绝的五年，这算是半次。”
作为一位有着坚强的党性和高尚的品德，胸襟坦荡，刚直不阿，而又豪放乐观的老共产党员，他有着很强的政治水平和很高的政治洞察力。在严酷的风浪中，他头脑清醒，立场坚定，爱憎分明。
廖承志是个乐天派，总是“天气晴朗”，有一次因为赶走记者，得罪江青
1966年，在那一场使人惊愕的内乱刚刚拔地掀天而起的时候，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江青一伙的阴谋，同夫人经普椿多次用暗语说：“那个戴眼镜的（指江青）在捣鬼。”并且怒火满腔地表示：“好人死了，我们都戴孝；那个戴眼镜的死了，我们戴红花。”
他对贺龙的冤案，也早有自己的看法。1974年，党中央为贺龙平反以前，他和谭震林等曾经在人民大会堂看电影《洪湖赤卫队》，结束时带头起立高呼：“是个好戏！”引起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966年，贺龙与夫人薛明已经与世隔绝，失去了自由。他的孩子们为了躲避“四人帮”爪牙的抄抓，隐姓埋名，东藏西躲，漂流在社会上，无依无靠。
贺龙日夜思念孩子，时常拖着病弱的躯体，扶着窗子，轻声呼唤孩子们的名字。使他尤其放心不下的，是当时只有16岁的小女儿黎明。
当时，廖承志家里也很困难，门口被贴上了大标语“火烧廖承志”。而且，贺、廖两家虽然互相尊敬，和睦相处，但平时交往并不多。
有一天晚上，贺龙的孩子鹏飞、晓明和黎明兄妹三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借用一家门房的电话，试探着给廖家的孩子打一个电话，想知道他家的情况，如果对方很困难，就不准备登门打搅了。
电话要过后，话筒里传来阿普（对经普椿的习惯称呼）和廖家孩子热情的声音：“你们在哪里？到我们家来，现在就来，我们惦念着你们哪！”
而后，阿普给廖承志打了电话，他又惊又喜，说：“收下他们，全部收留！再难也要收留！”
贺鹏飞带着晓明、黎明进了廖家，一家人问寒问暖地把他们兄妹安置了下来。
第2节
贺鹏飞他们得知廖家处境也很危险，三个人住在廖家目标太大，不能给廖家带来麻烦呀！窝藏贺龙的子女将会招致什么，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于是兄妹三人商定离开这里，另觅藏身之所。
经普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劝慰道：“这是你廖叔的意见，一定要把你们留下。”
“在患难中支持人们的支柱是德性。”老一代如此，少一代何尝不是如此呢？
贺鹏飞他们虽在难中，但不愿连累别人。第二天一早，他们向经普椿倾心吐胆，说了去意。
经普椿说什么也不依，急得都快落泪了。孩子的父母已经缧绁加身，怎么能让孩子再沦落天涯呢！她对孩子们说：“留你们是廖叔的意见，要走得问问他！”
电话打通了，廖承志知道挽留不住这些刚强的孩子，便叮嘱经普椿：“不要让孩子们生活上发生困难！”
经普椿拿出了粮票和钱，要贺鹏飞和晓明带上。这对囊空如洗的贺家兄妹，何止是物质上的援助啊？！这是老一辈共产党员正直的心啊！
他们感到艳阳融融，世上毕竟好人多，他们没有绝望。他们含泪同经阿姨和妹妹黎明告别，便放心地走向新的藏身匿形的生活河流。
有一天，廖承志获准悄悄回家看望90高龄的母亲，他把贺黎明叫到身边亲切地对她说：“好！好！你就住在这里！”他又对妻子说：“实在危急，就用妈妈的保护伞！”
何香凝副委员长的住室，是周总理亲自规定不许任何人冲击的禁区。
当时，某些人如同猎犬般到处在嗅在找。可多少次突然袭击查抄，廖家一次次“坚壁清野”，黎明深藏在何香凝老人的卧室里，安然无恙。
那是人心筑成的避风港啊！
人人都知道廖承志是个乐天派，他豁达、乐观、开朗，有人说他是面对死神也会发笑的人。确实，他的脸上总是秋高气爽、晴晴朗朗。
然而，当一次周恩来总理突然召见之后，他的脸一下阴了下来。
那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北京饭店被红卫兵夺了权；民族饭店两派纷争；友谊宾馆伙房不冒烟了……北京八大饭店里的宾客避之惶惶。
于是，周总理召见了他，对他说；“小廖，国庆节眼看就要到了，将有大批外宾到京，八大饭店乱糟糟的，怎么能完成接待外宾的任务呢？！国务院要成立一个接待领导班子，你来当组长！”
跟随总理几十年了，从他手里接过无数次重任，就是随他到国民党巢穴南京，在特务如麻的环境中工作，廖承志也没有见过总理有这般严峻的神色。
廖承志知道局面很复杂，便像以往一样坚定地回答：“好！我去！”
走马上任了，他一反和蔼可亲、温文尔雅的常态，脸阴下来居然没有一丝笑容。
他站在北京饭店前大厅，面对着一群被狂热鼓荡得失去理智的红卫兵，毫无惧色地庄严宣布：“现在宣读周总理的决定：从即日起北京饭店停止‘文化大革命’，全体同志要集中全部精力接待好毛主席的客人……”
他一口气把暂停“文化大革命”接待好外宾的意义，以及如有违反，必须严肃处理的规定公布于众。
八大饭店的局面终于稳定下来了，廖承志和领导小组全体同志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圆满完成了国庆节接待外宾的工作。
当廖承志向总理汇报接待情况时，总理高兴地用手点着廖承志说：“好哇！你个小廖，听说你破纪录连阴了20天呀……”
廖承志爽朗地笑了，接着幽默地说：“最新天气预报：阴转晴！阴转晴了！哈哈哈哈！”
但不久，他的脸又阴了。有一天，廖承志赶往民族饭店处理两派纷争，他从加强团结、消除分歧出发，耐心细致、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就在这时，闯进来两位穿便衣的，自称是《解放军报》记者要参加会议。
廖承志对他们说：“对不起，我们现在解决内部问题，不需要公开报道。”
“我们是搞内参的！”
“我们自己会写！”
“你们会写？哼！”来人冷笑着说。
“年轻人，我当新华社社长的时候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你哪！”
来人恼羞成怒，说：“你……”
廖承志义正词严地说：“请你们出去！”
两派在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下，听从廖承志的劝导，识大体、顾大局，开始坐到了一条板凳上。
当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中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刚刚躺上床，突然一阵急骤的电话铃声把他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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