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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来了，张起灵上车，照例走到最后一排。透过车窗，能看见吴邪正在把玩刚买的灯串，他打开开关，手上的灯串顿时散发出暖融融的光，把他原本就亮的眼睛，照得恍若天上的星星。 公交车启动了，星星离他远去。张起灵下意识摸了摸口袋，那里在触摸下，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彼时他们还不知道，命运能在他们之间开上一场怎样的玩笑。 短暂的暑假结束后，他们正式升入高三。 学习节奏陡然加快，就连之前常逃课的学生，也被父母按头坐回教室里，不情不愿地听起了课。可好学生代表张起灵，却开始无故大量旷课。 班主任去找过他，年级主任也去找过，甚至连校长都被惊动了。可不知怎的，全都没了下文，不仅如此，当被问到张起灵去向时，他们全都讳莫如深。 有人说张起灵被别的学校挖走了，也有人说他家里摊上事退学了，更有甚者说他在校外和人打架进了局子，传得有鼻子有眼。 吴邪没忍住去问老师，老师却摆摆手，让他好好学习，不要打听了。 张起灵的座位长久地空了下来，发作业时，同学还会给他带一份，久而久之，那个位置就被一片白花花的试卷淹没。有时试卷摞得太高，流淌下来，像是在遥远北国，千年冻土之上的一场雪崩。 吴邪看不过去，下课跑过去帮他整理。恍然忆起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也是他帮张起灵分门别类地整理试卷，那时张起灵胳膊上吊着石膏，坐在椅子上，眼睛淡得没有一丝波澜。 他又想起，他送张起灵回家，送到车站，张起灵不让他再跟了，执意看着他跳上反方向的公交回去。当时并未觉得有什么，如今想来，他连张起灵家的详细住址都不知道。 他也没有张起灵的电话——事实上张起灵根本没有电话，他们之间的所有联系都依托学校这个大环境，离开学校，想找人无异于大海捞针。 吴邪也是个倔的，为了弄清楚张起灵到底怎么了，只要一有空，他就等在张起灵家附近的车站。就这样等了好几次，可直到路灯次第亮起，末班车开来，他也没能见到张起灵的身影。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高三再寻常不过的一天。 那天张起灵办完休学手续，路过教室，从前门走到后门，又从后门走到前门，如此走了几个来回，终于瞥见吴邪转头的动作。 张起灵抬脚便往楼下走，吴邪溜出来，穷追不舍，终于在楼梯口将人截住。张起灵被拽住，惯性转过身，吴邪看清后，当场愣在那里。 只见张起灵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角也裂开了，一看就是被人打的。 吴邪的声音都在颤：“这是怎么了…” 张起灵做了个手势让他别问了。以往吴邪最是善解人意，就连心疼张起灵在商场蹭空调，也会用“我一个人在家害怕”这种蹩脚的借口来遮掩。可这次他却摇头，态度坚决：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你怎么了，是谁打了你，为什么没来上课。有仇家上门？还是别的什么？我们不是唯一的联系吗？你告诉我，有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 那是张起灵第一次露出有点茫然的表情，似乎这一次，就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吴邪看着，感觉心都被揪起来了。 时值黄昏，浓烈的余晖洒在走廊里，将他们的影子拉长，延伸到一起。 “吴邪，”张起灵就带着这样茫然的神色，和眼底一丝几不可查的、微弱的光，忽然开口。 “我们是什么关系？” 没料到张起灵会突然问这个，吴邪又急又懵，连忙道：“我们当然是朋友啊！你需要帮忙尽管来找我，我会尽力的！” 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张起灵的神色，又补了一句：“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不是吗？” 那一丝微弱的光，彻底熄灭了下去。 最后，张起灵深深地看了吴邪一眼，像是要把他整个灵魂都装进眼睛里，而后下定决心，拨开吴邪的手，转头朝楼下奔去。 吴邪被那眼神震撼到，只觉里面包含的情绪太多太复杂，彼时的他无法理解。就在他愣神的工夫，张起灵早已消失在楼梯尽头。 四下阒然，偶尔有哪个班老师讲题的声音传来，模模糊糊的。 吴邪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受，他不知道这种情绪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消解，只是呆呆地站在楼梯口，维持着最后分别时的姿势。窗外一片云恰巧经过，遮住了楼道里，他长长的影子。 他反复回味着这段相遇，开始反思：是我说错了话吗？可我们确实是最好的朋友，对我而言，没人比他更亲近，对他应该也是如此。 我们走过同一段放学的路、分享过同一碗饭、睡过同一张床，就连我们共同完成的帆船，现在也成为我床头破开黑暗的夜灯。如果这都不算朋友，那什么才算呢？ 他不懂，只好站在那里，像是上课打盹错过某个考点，因为懊恼主动选择罚站的人。 在那之后，吴邪再没见过张起灵。 直到高考结束，填报志愿那几天，吴邪满怀希望地等在学校，心想报志愿你总该来吧。可他从早晨等到天黑，也没看到张起灵的身影，一直到填报通道关闭。 17岁那年的夏天，他们的人生开始有了交集。18岁那年的夏天，张起灵仿佛从吴邪的生命里蒸发了，迅捷、干脆，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第6章 张起灵的18岁，遇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兵荒马乱。 其一是发现他有了喜欢的人，是个男孩子，和他同班。 其二就比较惨烈了。 从升高三的那个暑假起，张起灵在家楼下、房门口，总会遇到一伙魁梧的男人，他们阴沉地盯着张起灵，面色不善。 据他们说，事情出在资助张起灵上学的男人身上。男人欠下巨款，如今不知所踪，雇主雇他们上门，没找到男人亲戚朋友的联系方式，却意外发现他资助了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小屁孩，怀疑他失踪前把资产转移到了张起灵名下，于是前来要债。 张起灵对此一无所知，他连学费都要发愁，上哪弄钱给他们。可要债的训练有素，拿不出钱就打，搅得张起灵上不了学，严重时连家门都出不去。 渐渐地，他发现这些人似乎并不像是催债的。追债的不可能盯着一个半大孩子骚扰——倒不是说他们有江湖道义，而是与其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不如把精力花费在追查男人的下落上。 他们周旋了几个月，被张起灵发现端倪。这些人打着要债旗号对他步步紧逼，像是要把他带到哪去似的，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绑架。 在这样高强度的围追堵截下，他仍然能够冷静筹划：找准机会，先是耍了些手段从家中逃出，利用时间差返回学校，为自己办理休学，而后坐上长途大巴，一路南下。 那时火车和公交还不用实名，他换乘好几辆大巴，中途还坐了趟火车，沿途从小桥流水变成热带风光，张起灵终于停下。 这座城市工厂林立，和杭州的风格迥然不同。杭州文艺气息更加浓厚，像个书生；这里却物欲横流，来往的人无论穿西装还是背心，都在谈论去哪里发财，对金钱的热爱直白到近乎赤裸。 从长途汽车站出来，空气中的热浪伴随人声鼎沸，一起朝张起灵袭来。四周充斥着他听不懂的方言，他把背包换到身前，混迹在扛着编织袋的人群里，打量这座城市。 张起灵的行头很简单，只有身前这个双肩包，包里装有证件、现金、两三件衣服、一点生活用品，和一个小铁盒。铁盒里不知装了什么，一晃就哗啦哗啦响。 他背着包，穿过破落的城中村，在握手楼之间辗转腾挪，终于来到一扇门前。那扇门敞着，油漆在旁边的砖墙上，粗糙地写着“办证”两个大字。 从这扇门出来后，张起灵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 那会儿查得不严，他就用这张20块钱办的假证，混进了城市里一间不起眼的工厂——他高中没读完，仅有初中学历；为躲避随时可能的追击，最好衣食住行都在相对封闭的区域，工厂是他目前能想到的，最好的归宿。 招工负责人趿拉着拖鞋，一手叉腰，一手夹烟，掀起眼皮上下打量张起灵，歪头吐了口烟圈，指了指其中一栋楼，让他去那里报到。 张起灵第一份正式工作：流水线普工，负责组装电子元器件。每周工作六天，两班倒，工资五百多块，包吃包住。 --- 厂房空气不流通，弥漫着一股高温塑料混合着有机溶剂的味道。大风扇在他斜后方较远的位置，风吹不过来，味道也散不去，隔着口罩刺激鼻黏膜。 他沉默地坐在工位上，拿过一块电路板，身体已被植入机械记忆，自动走流程：清洁引脚、擦拭氧化层、固定散热片和支架、依照次序焊接、套上绝缘套管、放入盒子，再拿过另一块电路板，日复一日。 进厂半年，张起灵比机器还像机器：运行稳定、从不请假、不知疲倦、永不抱怨。 在这里做久了，或多或少都会有些职业病，什么腰突腱鞘炎胃溃疡结膜炎，说出来都排不上号。严重点的是正已烷中毒、触电、或是心理疾病引起的自残，隔段时间120就要过来拉走一两个。 高强度的工作环境，加之气候潮湿，没过多久，张起灵伤过的左手腕就开始隐隐作痛。可惜这次不会有人认真地盯着伤口，小心翼翼地问：“疼吗？” 当然，他现在也不再是张起灵——假证上的名字，单字一个坤，于是厂里人要么叫他阿坤，要么干脆称呼他为哑巴。 精神肉体双重压力下，很多工人会利用一周仅有的一天休息时间外出放松。有人出去打牌，有人喝酒赌钱，有人去游戏厅，还有人去洗头房。张起灵的放松的方式很单一：大部分不上工的时间，他都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小铁盒被他放在床头，累了就打开看看，或者贴在耳边轻晃，听里面清脆的哗啦声。 那天他下了工，正往回走，被人从背后叫住。那人皮肤黝黑，嗓门粗而大，问他：“阿坤，要不要一起洗头？” 旁边的人附和：“走吧，带你见见女人。” 张起灵置若罔闻，径直走了。工人当他年纪小害羞，一阵哄笑着出去了。 他洗完澡回到宿舍，一进屋，就听到舍友在抱怨新搬进来的某个人——这在他们宿舍已是老生常谈。 厂里人员流动性很大，舍友也常变动。他们新换进来的舍友，据说家里有点关系，一来就做了线长——职位不高，只负责一条流水线，要么怎么说是有“点”关系。 可这厮显然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仗着那点狗屁关系，在宿舍里也要作威作福。不是指责这个室友夜班回来动静太大，就是指责那个室友对他说话不够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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