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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 银行家、图书馆员或间谍脸上全是礼貌的困惑，“抱歉，我不——”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请原谅，女士们。”他对外交官的女儿们说，抓住亚历克斯的手肘，把他拽向长桌的另一端。围在果酒旁边的几个参赞投来了怀疑的目光，安东松了手，把亚历克斯推到树篱后面。 “‘我们在伯尔尼见过’，”亚历克斯摘下眼镜，皱着眉头打量镜片，又戴回去，“列宁格勒的军校应该先教你们说话，再把枪放到你们手里。你的女儿怎么样了，本杰明？不存在，我猜。” 安东跨过了列宁格勒的陷阱，“你不幸的妻子也一样。” 亚历克斯摊开手，做出“那又如何”的姿态。离开了酒店餐厅的阴影，他看上反而更小了一些，一只收起翅膀的鸟。如果安东再有机会猜三次，他会说邮差、保险推销员或间谍。“我们躲在这里的理由是什么？”亚历克斯问，“你需要道歉还是安慰？我两样都不能提供。” “坎布里亚工厂的蓝图。” “从没见过，理应在英国人手上，不是吗，大个子？” 安东想打断他的鼻梁。 草坪那边又传来一阵掌声，这次听上去更热情一些。亚历克斯拍了拍安东的手臂，重新向长桌走去，安东原地站了一会，还是跟了上去。“巴特戈德堡令人难堪的一点是，”亚历克斯拿起两杯已经失去气泡的香槟，把其中一杯递给安东，后者板着脸，一动不动，亚历克斯耸耸肩，把高脚杯放回原处，“我们都假装这是一个有规矩的文明世界。你想知道我的建议吗？” “不。” “我的建议是，多喝点酒，享受这个下午，”亚历克斯往草坪的方向走了两步，折返，从衣袋里摸出一件金属物，放进安东手里，“谢谢你的打火机。” 这是一个重大疏漏，四个小时之后，安东向想象中的彼得抗议，把通讯录砸在那张堆满茶杯的小办公桌上，翻到字母H所在的那部分。他要找的名字在第75页，右侧栏，第二个。 康纳·海因斯，初级常务助理，括号，贸易。 —— “我们不去港口。”海因斯跨过一个蜷缩在楼梯平台上的人，并没有低头看那个倒霉鬼。 “我没有意见，先生，”莱昂紧贴着长霉的墙壁，小心地躲开那双一动不动的、结着血痂的光脚，跟了上去，“我以为我们要离开伊斯坦布尔。” “是的。” “所以为什么不——” “因为我们的克格勃朋友会守在码头。”客房门卡住了，海因斯把肩膀抵在上面，用力把它撞开，房间散发出湿棉布和死老鼠的气味，“我们会留在这里，克里斯滕，等着。” “多久？” “取决于天气。” 窗半开着，传来微弱的音乐和人群的喧哗。海因斯把窗关上，拉下布帘。阳光变成一种暗哑的土黄色。墙壁没有刷漆，从缺口里伸出来的电线像发黑的静脉，爬过□□的砖块，末端吊着一个摇摇欲坠的灯罩和白炽灯泡。海因斯坐到硬邦邦的藤编椅子上，揉了揉肩膀，他已经开始想念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单人沙发和看了一半的书，放在橱柜深处的半瓶威士忌。卢比扬卡的孩子们现在多半已经把他的房子彻底搜索了三遍，割开床垫和沙发，砸开上锁的柜子。 “你们总是这样说话的吗？我的意思是，鸟类，天气，登山工具，二三十个假名。听上去像夜场电影。” 这个男孩总是在问问题，总有一天他会为此挨一枪。海因斯短暂地考虑不回答，但他们要在这个石灰岩洞般的房间里过上至少一晚，“不总是，”他说，“只是些旧习惯。” “我填过申请表，我是说，给中情局，”莱昂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坐到发黄的床单上，“不过一直没有递交，不想收到拒信，‘克里斯滕先生，感谢你的兴趣，但我们遗憾地通知你’，完。我的意思是，我紧张的时候会不停地说话，多半不是特工处想要的特质。” 隔壁房间传来玻璃摔碎的声音，有人在愤怒地大喊大叫，门打开又摔上，砰砰的脚步声。海因斯站起来，把写字台旁边的高背椅拖到门边，顶住把手。呼唤人们参加晚祷的喇叭声又响了起来，这个仿佛没有尽头的白天差不多要结束了。“试着睡一会，”他告诉莱昂，把□□从皮套里取出来，放到咖啡桌上，“轮到你值夜的时候我会叫醒你。” “我不可能睡得着。” 他假装没听见，走进浴室。两个水龙头都只有冷水，海因斯沾湿毛巾，擦了擦脸，毛巾闻起来有强烈的漂白水气味。所有旧伤都在隐隐作痛，难以分辨哪一个更需要他的注意。曾经有那么些辉煌的日子，他可以靠止痛片和每天两小时的睡眠活着，但那些日子早就过去了。退休生活如何，康纳？他的苏维埃朋友还费心放上一个问号。海因斯能听见他的声音，安东的德语无可挑剔，要是他着急起来，会把r发得稍微往上翻卷，像受潮的纸张。在一个远离波恩的外交哨站挂职，他回答，三年零五个月，没在数日子。 水管在灰泥剥落的墙壁里发出细微的震颤声，暖水溅到他手上，马上又变得冰冷。他拧上水龙头，思忖着那封明文电报是不是一个愚蠢的决定。“戳棕熊的眼睛”，罗杰会这么形容，劳务助理罗杰，以前是个邮航机长，1970年初在侦察任务中被击落，档案没有注明在哪里，侦察什么。当年由中情局雇员组成的“波恩小乐团”里，海因斯是唯一还活着的。 他擦了擦手，回到房间里。莱昂睡着了，歪在脏兮兮的床单上，抱着那个黑色帆布袋。海因斯把藤椅往旁边拉了拉，远离窗户，重新坐了下来。现在他能分辨出哪里更疼一些了，腰侧，子弹差点击穿肝脏的地方。他和安东躲在被炸毁半边的学校里，爆炸声整夜不停，摇撼着漆黑一片的贝鲁特。暂时停火，他提议，凑到对方耳边，安东闻起来像皮革、火药和血，直到我们活着离开这个地狱。 苏联人向他伸出一只沾满灰尘的手，如果不是因为流了那么多血，海因斯一定会大笑起来的。他们握了握手。 光线渐渐消失了，覆盖着窗户的布帘从土黄变成暗淡的灰蓝色，阴影在地板上缓慢爬行。他没有开灯，专心致志地听楼梯间那边传来的声音，指望这样能把注意力从似有若无的疼痛上移开。然而在这片动荡不安的黑暗里，他又别无选择地回到千疮百孔的贝鲁特去了。
第7章 Epi.07 7. 索科洛夫-海因斯停火协议持续了大约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他一直在说话，一旦停下来，安东就会踢他一脚，或者拍一拍他的脸颊——不是那种友好的轻拍，而是一个资深审讯官的——抛给他一个新的问题，许多条细细的绳索，海因斯抓住它们，勉强在昏迷的深渊边缘晃荡。 他提起了妹妹，这是可以肯定的，一会儿感叹她比那个秃鹫般的老修女更适合当护士长，过了一会又说他没有什么妹妹，没这个运气，你有兄弟姐妹吗，安东？介意我叫你安东吗？ “不。”对方吐出一个音节。海因斯想知道他否定的是什么，亲属还是名字的部分。微弱的闪光照亮了墙壁，又迅速回归黑暗，爆炸声姗姗来迟。他闭上眼睛，安东又拍了拍他的脸颊，那么用力，简直是一巴掌。“别睡着。” “我开始觉得你是故意的。” “也许。” “□□。” 安东点点头，不为所动，“你刚才说学校里发生了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是哪个了，卢克·麦卡伦上的是公立学校，重读了一次九年级。亚历克斯在瑞士长大，辗转在三间预科学校之间。康纳·海因斯有一个叫托比的室友，这个恶魔代言人把水倒在他的枕头上，把他的书丢出窗外。康纳终于和他打了一架，把他的头按进棒球场的泥浆里。他们两个都被停学一星期，海因斯参议员亲自拜访了校长，小康纳第二天就回到了课室里，脸颊肿胀，嘴唇的裂口在他试图说话的时候就会流血。没有人敢多看他一眼。打过架吗，大个子？ “打过。” “谁赢了？” “大多数时间是我。” “那感觉一定很好。” “还可以。” 机枪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像一筐生咖啡豆落在晒热的铁板上，间歇的闪光照亮了墙上的什么东西，半张烧焦的画，海因斯猜想它为某个孩子赢得了小小的荣誉，才得以被图钉固定在这堵墙上。他继而思忖这个孩子是不是还活着，火焰从天而降的时候有没有恰好站在即将垮塌的屋顶下面。无线电装置搁在断墙上，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动静了。罗杰，“波恩小乐团”的荣誉机长和扑克牌专家，为什么还没有来？海因斯会死在这里，毫无疑问。 “我的尼古拉姨夫和表兄，他们养马。”他听见安东说，用的是俄语，好像这些概念必须用母语才能加以解释，“有时候马匹熬不过冬天。它们花很长时间才死去，躺在干草上喘气，眼睛里流脓。‘记在农场的账本里’，他会这么告诉奥尔加姨妈，拿起□□到马厩去。我的表兄们也会跟着去。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不，看在上帝份上，他不知道。 “你快要死了。”安东把这句话像砖头一样砸到海因斯脸上，“你的机师很可能已经被炸成跑道上的一堆垃圾。我打算赶在天亮前出发去的黎波里，剩下的汽油能撑多久就是多久。在走之前我必须——用你们的话是怎么说的？剪掉松脱的线头。” 应该是“绑紧松脱的线头”，海因斯并没有作声。先前友好气氛消失了，就像一层柔软的绒布被掀开，露出下面的锈迹斑斑的手术器械。他把手搭在额头上，那里的皮肤发烫，又或者这是因为他的手心冰冷。 “海因斯。” “是的？” 没有下文，安东·索科洛夫直接把他架起来，半拖半扶地往外面走。有那么可怕的半分钟，海因斯认为他要提前“剪线头”，往他的后脑开一枪，把尸体留在这片寸草不生的砂岩地里。随后他终于听见了安东几分钟前就察觉到的声音：直升机旋翼，逐渐靠近，压过了远处逐渐稀落的炮火。 他在手术台上停止心跳三十五秒，罗杰后来告诉他，坐在床边，用折叠小刀削一个苹果；走廊上传来药品推车的哐啷声，有人在低声交谈，听上去就像砂纸互相摩擦。还有，“大个子德国人匆匆忙忙地走了，像是有食人鱼在咬他的屁股，甚至不愿意让护士处理一下头上的伤口。” “他不是德国人。” “什么？”罗杰心不在焉地问，舌头咬在上下排牙齿之间，盯着刀尖。 “我说我需要吗啡。” 罗杰把削下的果皮捞起来，在海因斯眼前晃动，“看看这个，康纳，告诉我你从没见过这么完整的苹果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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