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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个比喻说下去，柏林应该是什么？柏林是舞台本身，所有灯光都打在上面，太多灯光了，观众甚至看不清乐队，乐队也看不清对方，尽管他们都努力眯着眼窥视对面的乐谱。我们总是怀疑对面偷偷运来了新的布景，但又不能确定，只好在幕后悄悄打探，同时极力否认自己在偷窥。打架是不可避免的，偶尔打到台前，观众也许会鼓掌，也许大声喝倒彩，双方都练出了厚脸皮。 不难想象军情六处为什么看上安德烈，一个服役超过五年的皇家工程兵，德语足够好，可以应付这个被击败的敌国首都。他平日被关在空军基地里，偶尔在上级军官监督下到市区里架设电线。因为反复被情报部门借走当翻译，军官们决定让他留在那里。安德烈很快当起了信差，脱掉军队制服，换上旧衬衫和不合身的长裤，打扮得像个柏林人，在这座被炮火夷平的城市里钻来钻去。 1949年底，他有了自己的第一个线人，是个在地下酒吧认识的波兰飞行员，两个弟弟都死在了卡廷森林，需要为心里针对俄罗斯的仇恨找一个出口。他仔细向安德烈解释苏联战机的编队和呼号，定期送来中队调动安排，手写的，整齐又详细。安德烈这时候才开始学外勤该有的“技艺”，怎样在通讯被监听的情况下和线人沟通，怎样使用死信箱，怎样藏匿缩微胶片，诸如此类。他和波兰人选定苏联占领区里的一座穹顶坍塌的教堂做接头地点，里面散落着布满弹孔的巨大石砖和烧焦的木头。波兰飞行员会把紧紧卷起的纸条塞进石板的缝隙里，那块石板上压着倒塌的柱子，看似无法移动，实际上靠近左下角的地方有一道足以伸进半只手掌的缝隙。安德烈拿走纸条，留下钞票，美元，不是德国马克。 1950年1月20日，波兰飞行员返回华沙，再也联系不上。安德烈预定1月31日正式退役，本不该继续留在德国，但行动处处长霍恩斯比扫开了官僚主义的障碍物，把他留在了柏林，放手让他捕捉新的羊群。安德烈在柏林过了二十八岁生日，礼物是微薄的月薪，还有大使馆里的一份新档案，职务是“电工”，当时在柏林的情报官全都挂着虚假的职位，秘书，翻译，记者，英文教师。毕竟，雇佣他们的军情六处在官方文件上也并不存在。 尽管情报官都喜欢宣称自己怎样的人都能对付，一个特定的情报官似乎总是倾向于招来某种特定性格的人。有人擅长编织云朵，所以总是引来理想主义者；另一些人善于擦出火星，于是更受到行动家的信任。有人偏好羞涩的学者，有人专门拉拢水手和码头工人。安德烈喜欢把敌人拉进怀里：斯塔西、苏联军事情报局、红军柏林指挥部的下级军官，所有那些高傲的，沉默的，狡诈的，警惕的，和他一样爱玩这个游戏的。他哼着歌慢慢接近，邀请他们跳舞，悄声细语安抚他们，用柔软的绳索套住他们的脖子。 这里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个例外。 作者有话说： [2] Rider in the Sky，1940年代英国流行歌。 第三章 “麻雀”咖啡店是一小块切下来移植到柏林贫瘠土壤里的法国，从甜点类型到侍应的恶劣态度都一样。只有七张桌子，落地窗提供了大部分的光线，因为用电管制，冬天下午四点多就早早关门。陌生人就是在天将黑未黑的时候来的，把自行车放在门外，随便找了张空桌子坐下，四下环顾，打量其他客人，最后在侍应不悦的目光下收回视线，点了黑咖啡。 这位格格不入的顾客可能二十出头，深色头发，颧骨和鼻梁的弧度看起来有点眼熟，尽管安德烈很确定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这种难以界定的熟悉感促使他多看了陌生人几眼。科里亚走得比平常早，咖啡店里只剩下两三个常客，都没有留意那个局促不安的男孩。侍应从厨房回来了，把咖啡放到新来的顾客面前，告诉他咖啡店再过半小时就要打烊了，顾客盯着侍应，没有说话，好像不明白什么叫“打烊”。安德烈等侍应回到柜台后面，拿起帽子和外套，走过去，坐到男孩旁边，仿佛对方本来就在等自己。 “别动，看起来自然一点。”男孩似乎随时准备跳起来，安德烈一句话制止了他，“在等什么人吗？” “你是谁？” “先回答我的问题，你来卖什么？” 对方皱起眉，没有听懂这个问题，过了一会，摇摇头：“我来找我哥哥。” “是吗？他叫什么名字？也许我能帮上忙。” “汉斯，汉斯·沃格尔。他失踪好几天了，我知道他经常来这里。” 汉斯·沃格尔。这就是躺在停尸间的那个男孩的名字，安德烈也许想起了他的脸，不知道是生前还是死后的那张，希望是前者。这么多天过去了，无人认领的尸体应该早已被埋到郊区的树林里，柏林的失踪人口可能有一半都在那里，足够在地狱里开一个特殊派对。可惜就像其他情报官一样，安德烈也有一种反射性遮掩真相的倾向。他侧过头，假装认真回忆，点了支烟，盯着男孩看，直到对方不安地在椅子里挪动起来。 “沃格尔。没错，我应该见过他。深色卷发，蓝眼睛，总是穿同一件脏兮兮的粗呢外套，对吗？你长着和你哥哥一样的眼睛。我可能知道汉斯在哪里，但我们不能在这里说。”安德烈从烟盒里摸出一小张硬纸片，男孩犹豫着接了过去，侧过身，对着微弱的光线看上面的字母，西柏林一家旅店的地址，“一个小时后到这里来找我。” “为什么？你是谁？” “到时会告诉你的。” “至少给我个名字。” “安德烈。”他笑了笑，把烟头按在茶碟里，戴上帽子，“朋友们都这么叫我。” —— 旅店是军情六处的安全屋之一，虽然看上去并不太安全，整栋建筑物都明显往右歪，里面低矮昏暗，散发着漂白粉和霉混合的气味。一个瘦弱的老太太整天蜷缩在柜台后面，掌管着绑了褪色号码牌的钥匙。安德烈倾向于到这个地方来“检疫”，意思是和潜在的线人首次接触。因为这个地方没什么值得遮掩的，确实就是一家濒临倒闭的旅店而已，柏林可不是什么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即使克格勃跟着他进来，也不会找到什么。老太太从雾蒙蒙的眼镜后面看了一眼安德烈，什么都没问，直接递给他钥匙，上面的挂牌写着“226”。 汉斯的弟弟非常守时，差五分钟到一小时到时候到的，在旅店门口畏怯地张望，被老太太不耐烦地喊进来。安德烈带他上楼，右手轻轻握着男孩的手肘，没有胁迫的意思，但也不让他轻易逃走。木头嘎吱作响，地毯破损的地方露出腐烂的木板，一对男女在某个客房里争吵，玻璃摔到地上，短暂的寂静，然后是微弱的抽泣声。穿堂风吹动了仅靠一根细电线挂在天花板上的灯泡，巨大的影子左右晃动，两人的脸一时被照亮，一时被阴影盖住。隔着墙能听见收音机的声音，沙哑地播放钢琴协奏曲。两人踩着破碎的音符走过凹凸不平的二楼走廊，226号房间看起来和其他房间没有什么区别，圆形把手旁边贴了一张纸，写着“员工休息室，请勿进入”，安德烈回头看了男孩一眼，把食指放在嘴唇上，打开了门。 客房中央放着一把的椅子，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放在那里不可，好像某种特意设计过的舞台装置。靠墙放着一张床，但没有床垫，只有一个空荡荡的木框。安德烈拉上窗帘，开灯，光线令这房间显得更破败了，暖气片污渍斑斑，拴着一截用途不明的铁链，地上积了厚厚一层灰，鞋印叠着鞋印，能看出来那些无名访客站的位置都和他们现在差不多，椅子和床周围没有鞋印。 “莱纳·沃格尔，对吗？你的名字？。”安德烈开口。 “汉斯提起过我？” “经常。” “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 “我曾经和你哥哥一起工作。” “你也在德意志邮政工作？” “不。汉斯在别的地方和我合作。” 安德烈仔细观察着莱纳的表情，看他在听见“别的地方”时有没有醒悟到什么，显然没有。安德烈不知道应该感到宽慰还是焦急，宽慰是因为汉斯信守承诺，从未向家人透露过一个字；焦急是因为，这位莱纳·沃格尔现在正式成为安全威胁，要是他决心四处嗅探寻找汉斯，斯塔西迟早会盯上他。要是安德烈阻止他，势必要暴露汉斯的工作内容，没人能保证这个弟弟不会马上跑到斯塔西那里告密。 “什么意思？”莱纳追问，有点不耐烦了，“你想说你是西德联邦邮政的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鬼鬼祟祟躲在这里？” “是的，我和联邦邮政有点关系。”安德烈顺着他的猜测吹出一个小小的谎言泡泡，被戳穿也不要紧，他确实认识几个在联邦邮政工作的人，“我也好几天没见到汉斯了，你问过邮局了吗？” “他们说汉斯好几天没去上班了。” 安德烈表情严肃地点头，仿佛刚刚意识到事态严重，“去过他住的地方了吗？” “去了。好像被抢劫了一样，柜子都被翻过了，有人用刀割开了床垫和沙发，还打碎了镜子。我不知道……这不可能是正常的，不是吗？”客房外有人走过，莱纳压低了声音，“你觉得他有可能被绑架了吗？我听过一些谣言，只是谣言而已，说苏联人有时候会半夜里把人带走？可为什么找上汉斯？他只是个电话接线员。” 问题是这位电话接线员同时在帮军情六处盗取柏林的通讯线缆分布图，这可不是轻松的工作，那些地图和编码表极为庞杂，需要分好几批偷运出来。直至汉斯·沃格尔被杀，还有三分之一的图表没有到手。安德烈不能让莱纳知道这件事，至少现在不能。 “听着，莱纳，我觉得你应该回家等着。也许汉斯遇上了什么事，决定躲几天，风头过去就会出现。我们保持联络，我去到处打听一下，有什么消息就告诉你。与此同时，不要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假如真的有人带走了汉斯，他们可能也在观察你。” “可我什么都没做。” “斯塔西不一定这么想。把你的地址给我。” 莱纳从胸袋里摸出钢笔，四下环顾，寻找纸张，安德烈按住他的手：“直接说就行，我能记住。” 男孩说了一个在利滕贝格的地址。安德烈点点头，从他手里拿走钢笔，拔掉笔帽，在灯光下打量笔尖和布满划痕的笔杆，重新盖上笔帽，轻轻插回对方的胸袋里：“你也碰巧在德意志邮政工作吗，莱纳？” “刚开始是的，我哥哥让我去的。但我现在当译码员……俄罗斯人给的钱更多一些。” “在大使馆里？” “是的。” 安德烈走近窗户，掀起窗帘一角，张望外面的街道，以便掩饰自己逐渐增加的兴趣。情报官和猫科动物共享一种捕猎技巧，越想要特定的猎物，越要假装不想看，不想听。“汉斯失踪这么长一段时间，我想你们的父母一定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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